性教育缺位后遗症：男孩阳刚迷思

不能一边号召防止校园欺凌，一边又在培育校园欺凌的土壤。首先要接受正确性教育的是成年人。

「阳刚之气」忽然成为热词，有关性别的讨论再次一石激起千层浪。1 月 29 日，教育部在官网上就《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做出回复，并提出「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

而就在两天前，教育部发文要求对所有中小学校和在校学生全面排查欺凌事件，对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

教育部《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的答复

图源：网络截图

但在社交媒体上，虽然两个话题都登上热搜，前一话题被媒体报道转载，相关话题阅读近 10 亿，引发十几万人讨论，后者却不及十分之一。

矛盾

既是父亲又是一名性教育讲师的王弘琦，坚决反对以「阳刚之气」来养育自己的儿子。但现实中又似乎无能为力。

王弘琦的儿子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他曾经特别喜欢紫色。雨天出门带着的一定是他最爱的紫色雨伞。但之后某一天，他突然拒绝带紫色雨伞去幼儿园，「我现在不太适合这个了」。王弘琦选择尊重儿子，并没有追问原因。但他知道儿子应该是受到了同伴压力。

「男孩应该坚强勇敢，否则就是娘娘腔，女生应该温柔安静，否则就是女汉子。这种社会性别我们一直在强化，要像个男孩，要像个女孩，这在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里太常见了。我们，包括老师，为什么不去谈论性格品质，而是谈论性别定义？」王弘琦问。

王弘琦在跟儿子学校的家长开分享会

图源：受访者供图

蕉蕉曾在初中阶段遭受校园欺凌，现在友善校园基金做志愿者。在一场性别平等教育培训里，一位学校心理老师问包括蕉蕉在内的几位嘉宾：你们当时想要哪些具体帮助？

在场的老师们之前没有接受过性教育相关的专业培训，但类似的问题时常发生在他们所在班级和学校，他们真诚地「不知所措」，因为缺乏性别意识。

「我希望老师不要要求我『像个男子汉』，并且在全班范围内公开处理这件事。」蕉蕉回答说。

在初中时，他的学校里有两个学生非常「出名」：一个被叫娘娘腔的男孩，一个被叫胖子的女孩。「全校都知道一班有个娘娘腔，就是我。年级里还有一个比较胖的女孩，她也会被嘲笑和欺凌。」

友善校园基金项目主管陈静雯说：「他们（实际经历分享者）是已经熬出来的，还有很多没有熬出来，甚至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友善校园基金是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下设专项资金，致力于推广性别平等教育，减少校园欺凌。

友善校园基金项目主管陈静雯在培训会上

图源：受访者供图

校园欺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性别的欺凌。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国内著名性教育专家刘文利说：「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普遍存在而且隐蔽，包括与生理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倾向有关的欺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法会加剧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

一位长期从事性别平等教育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对「偶尔治愈」表示，这份提案更大的影响在于「对舆论和教育行业的影响」。他说：「官方态度传递出的信号很可能会让一些人产生错误理解。尤其让否定全面性教育必要性、要求『阳刚教育』的教师觉得更加有依据了。这等于雪上加霜。」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全面性教育是被讨论极多的解决方案。「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以及「培养阳刚之气」背后反应的恰是性别刻板印象的根深蒂固。

「教育者不能一边号召防止校园欺凌，一边又在培育校园欺凌的土壤。看来全面性教育太重要了！而且首先是成年人要接受全面性教育！」刘文利在微博上呼吁。

共识

在国内，从官方到民间，性教育教什么、如何教、谁来教，都没有统一答案。但相对统一的共识是：性教育应该是全面的。国内专门从事性教育的个人和机构对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广泛接受。

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更新版。全面性教育是基于课程、探讨与性相关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知识的教学过程。目的是让儿童和年轻人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从而确保其健康、福祉和尊严。

更新后的《国际性教育指导纲要》共有 8 个核心概念，分别是：关系；价值观、权利、文化和性；理解社会性别；暴力与安全保障；健康与福祉技能；人体与发育；性与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全面性教育培养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使儿童和年轻人能够明白自己的决定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健康和福祉的，并且能够终其一生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全面性教育十分强调社会性别平等，希望教育学生学会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包容和理解，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处理好人际关系中的困难和挑战。

给予孩子尽可能全面的信息，避免因为无知带来的意外伤害。

友善校园基金培训会上

图源：受访者供图

「我们尽可能地告知孩子关于现在的事实，让他们在充分了解信息之后，如果遇到相应问题，可以作出最合适的、审慎的、伤害最小的选择。」你我伙伴执行主任张耀华说。该组织由国际公益组织玛丽斯特普孵化而来，主要工作是为国内青少年提供性教育课程。

另一个共识是，性教育不能等同于防性侵教育。2020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版正式通过。其中明确提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但在一些该领域学者看来，性教育出现在防性侵的法律条款内，可能会产生只是为防范和降低性侵害发生的错觉。这与性教育的真正理念和内容都有很大差别。

对此，国内性教育专家方刚表示反对。他指出，单纯讲防性侵教育只会加重国内对性的羞耻感、污名感和罪恶感，没有培养性的正面的价值观。

性别教育九宫格

图源：受访者供图

原玛丽斯特普中国项目主管王龙玺曾经受邀给国内一个防性侵教育的项目做评估。一个参加培训的女孩在课后总结时这样写到：这节课让我认识到了男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这培养的首先是一种仇视，一想到男人就是大灰狼。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女孩如何能积极健康地成长。其实应该先从性道德比如自愿、尊重这些基本原则讲起。」王龙玺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介绍全面性教育的重要性时指出，高质量的全面性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

不管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开展的性教育都不会增加青少年在性活动、高风险性行为或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感染的几率。而将禁欲作为唯一选择，在延迟青少年性接触、减少性行为频次和伙伴数量方面，效果不佳。

缺位

在当下的手机和互联网时代，性暗示、色情、暴力等内容几乎随处可见。青少年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访问。张耀华指出：「现在可能两三岁就已经接触了，有很多渠道。而且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阻止。」

而与此同时，社交软件迅速普及。张耀华指出，大部分孩子在 9 岁前后就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社交账号。

「陌生社交软件再加上很多复杂问题，例如新型毒品、酒精管制不严等，混合到一起，这种陌生社交带来的不安全乃至性行为上的不安全和风险也会增大。」张耀华说。

一个被经常提及的信号是艾滋病感染态势。国内艾滋高发病群体，从最开始的性工作者、吸毒者到男同性性行为者为重点人群，转向大学和职高在校生，现在甚至有向中学生群体转移的趋势。

一位国内艾滋病防控专家在一次分享会上曾直言：现阶段，国内艾滋病防控的重点手段应该是全面性教育。

但就正确认识性而言，国内未成年人不论是技能还是价值观，还远没有跟上时代变化。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心理老师毛剑玲说：「价值观上跟 10 年前差不多，没有正确的性教育价值观导入。」2011 年在上海发布的《男孩女孩》性教育读本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和讨论。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是编写和试点学校。

在跟「偶尔治愈」交流之前，毛剑玲才调研完一些五年级的学生。一个情况让她吃惊。

被访谈的学生几乎都可以解释出什么叫性侵。「他们从文字上告诉我自己的理解，但却不知道性侵的真正含义。」毛剑玲认为，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获取性相关的信息已经越来越丰富和快捷，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正面谈论和正确认识。

家长最担心的两个性教育问题

图源：受访者供图

而这一情况并没有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加而发生明显改变。王山在广东省内一个市重点高中担任班主任和生物老师，入行 9 年一直在推广普及性教育。

每年王山都会跟不同年级的学生讲相同的内容，但学生的掌握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比如有关艾滋病的防护知识。「感染后只能活几年就要死掉」、「一旦感染这一辈子就完了」、「艾滋病离自己非常遥远」等想法，在王山每年接触的学生中还是「非常多」。

但同时，最基本的性安全知识——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真正掌握的学生却非常少。「我感觉是毫无长进的」。在王山的课堂上，他会让学生到讲台上模拟安全套的使用，「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正确使用，这跟 5 年前甚至 10 年前一个样」。

而在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中，家长意识和行动也依旧缺乏或者无计可施。

胡杰是在一家国企工作，在一次聊天中，一位同事说：「儿子长大了以后就教会他怎么避孕就可以，其他的我都不管了」。有两个女儿的胡杰笑着回应：「你们是儿子可以这样说，但我这是女儿，不行的。一旦有性行为的话，女孩子受伤害的几率肯定要比男孩子大很多。」

王弘琦的妻子徐冰告诉「偶尔治愈」，他们的很多家长朋友对于性教育大多数是：想尝试讲，但不知道该怎么讲，最后干脆完全不讲。这对夫妻在孩子的性教育方面算是先行者。

在一次聚会上，朋友的儿子问徐冰能否借一本书回去看。他在上海的一家顶尖公立小学读书。想借的书正是刘文利编写的性教育读本。她的儿子早已读完。徐冰觉得吃惊。「之前都觉得他们家应该不缺这一块，后来才知道书都没有。」

徐冰说：「如果父母都不接受这一块的内容以及思考，怎么去传递给孩子？自己也不会放心孩子在学校接受性教育。」

争议

目前国内性教育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之一就是性别多元话题。这一话题必然会涉及的群体就是性少数群体。他们也是在未成年人阶段最容易因性别气质或者性倾向不同被欺凌和歧视的一群孩子们。

毛剑玲认同性教育应该是一种塑造「全人」的教育，「作为一个人来说，要具备的基本素养，比如说尊重、友善，认识和接纳差异，爱自己，爱生命」。

但关于性少数的话题，她说：「我们不涉及这一块。如果孩子提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回答，但是教材里面不涉及。我们觉得这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且据她了解，在青少年之中还存在视「同性恋」为风尚的现象，一些孩子受同伴影响宣称自己是同性恋。

毛剑玲的观点具有普遍性。这种认知主要有两个观点：跟孩子讲性少数，会让他们变成性少数；这样的孩子非常少见，在实际中遇不到。

上述两种观点背后实则是因为缺乏对性少数的了解而造成的恐惧。这也恰恰是认同全面性教育理念的人坚持把性别多元内容纳入性教育课程中的原因。

在现实的环境中，一个孩子被指为同性恋通常是一种羞辱。校园欺凌或者暴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性别气质不符合社会规训，即没有做到相应性别应该有的样子。而这正是性教育中需要正面讨论性少数议题的关键原因。

漠视或默许性少数孩子被孤立或者被欺凌释放的信号是「不同不被接受」。这会「毒化」整个班级内的氛围和环境。

并不是每个人一出生，就懂得歧视

图源：受访者供图

在跟「偶尔治愈」交流的当天，王山刚刚请友善基金会的志愿者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跨性别者和被性侵的性少数三个群体进行生命故事的分享。这些都是根据学生提出的诉求确定的分享主题。「很多学生对这一堂课，其实非常喜欢，也非常急缺。」

王山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够有同理心并且保持开放和理性的心态。因为即使是异性恋，在其他方面、在某些时刻也会成为少数的群体。

「比如说我很矮，在一群高个子里，我就成了少数。当你处于少数时，别人对你总有歧视和偏见，你是不是心里会很不舒服？我们很有必要去了解和知道他们的状态。其实他们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在王山的课上，除了基本的生理知识，比如生殖器官及护理，避孕、性病预防之外，还有要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需求，比如喜欢和拒绝要怎么表达，尤其是分手应该注意什么。

王山希望，通过这些课程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可能话题，让他们充分去讨论，然后期待他们能够在自己遇到相应问题的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出对自己来讲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关于性少数群体，刘文利编纂的读本中并未回避。这也让她的这套教材备受争议甚至被「打入冷宫」。「我们从来没有『宣扬』同性恋，而是希望孩子能从权利的角度了解，每个人都应该有相同的权利，不能因为 ta 性倾向不一样或者跟大多数不一样，ta 的权利就要受到损害或者被剥夺。」刘文利说。

实践

性教育应该有教材、有课时、有教师的进入学校。刘文利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即以课程为依托，在学校内进行教学。她说：「不是选修课，是必修课，而且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也是能够被监测和量化。」

「我们更偏向于研发性教育在学校里的课程，包括课程框架、课时要求、课程内容、教师培养。也比较注重效果监测。」刘文利说。

刘文利

图源：受访者供图

在国内，性教育进学校也有其他形式。比如你我伙伴和友善校园基金提供的性教育或性别平等教育培训。他们与刘文利的做法和态度都非常不同。

在「张耀华们」看来，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尽快先做起来。不论被认为是安全自护课程，还是预防校园欺凌课程，或者是青春期教育课程，甚至不一定非得叫性教育课程，「都没关系，只要你上课就行」。

国内性教育领域有一种声音认为，性教育无需按照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设计。从实践角度来说，应该把性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里面，包括物理课、音乐课、生物课、语文课等等。这种形式的性教育不以完整的课程设置出现，而是「散落」在相关的内容里。

对此，刘文利评价说：「我们认为，能够证明性教育的融合课程效果的科学研究在国内几乎没有。」所以这一形式的有效性也有待考察。

除了公益形式以外，国内还有付费的商业项目，比如方刚开办的性教育训练营。

「我觉得最好还是学校来做，这是最理想的。但是现在做不了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勉为其难的过程。」但方刚已经不以进入学校教育系统、覆盖更多学生作为目标。对于从尝试进入学校系统转向商业性付费课程，他这样解释。

方刚提出「赋权型性教育」，强调身体权和自主权，这在很多同行和家长眼中，「先进和激进」。「我们服务的是少数人，就是理解和认同性教育离不开性别，离不开家庭，离不开亲密关系。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生理、心理、情感、亲密关系、身体所有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的。」

阻碍

在学校，王山几乎没有同行者。「很多同事都知道我在做性教育的事情，觉得很好、很有必要，但是就是自己不参与。」王山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老师是自己对性教育不感兴趣或者对于性相关话题就难以启齿。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费力不讨好」。王山说：「老师教学压力和班级管理压力都非常大，但做这些事情需要腾出很多时间和空间来，对老师的职称评定这些事儿还没什么帮助。」

来自在广东当地一县级市中学工作的李曼，是初中历史老师，还兼任班主任。在友善校园基金的性别平等教育培训结束的当天，就签了在自己所在的班内进行性教育的承诺书。

但回到学校工作之后，李曼发现自己还没有找到时间去落实。因为他们马上要准备期末考试。而考试结束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总结工作。在 2020 年，除了要做班主任以外，李曼要负责 8 个班、每周两节的历史课。

性教育在国内能否推行的关键其实在学校。

学校愿意在校内开展性教育或者说允许性教育内容进课堂，主要目的在于降低风险事件，比如早恋、性行为、意外怀孕、校园欺凌和暴力，让学校管理能够更安全、更和谐，减少管理压力。「这是它的诉求」。一位性教育业内人士告诉「偶尔治愈」。

因此学校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都希望有非常明确的明文规定。比如，国家出台的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包括生殖健康保健这个部分，作为健康教育的一部分。但在地方教育部门眼中，仍然觉得不够明确。

「因为没有明确提到性教育这三个字，所以他们会觉得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文件。这是阻碍他们去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张耀华说。

性教育出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是否会对这一情况有所帮助？

张耀华表示，这只是一部法律里面有这三个字，但国家依然没有明确文件，指导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哪些学校先做。

学校受到的是双向挤压。「既要承担来自于家长和社会的舆论争议风险，也要承担上级部门的问责。」张耀华表示，在你我伙伴开展性教育过程中，所有合作的政府部门当中，教育部门出现的频率最低。「我们跟卫生、疾控、团委、妇联、司法、检查、公安都有合作过，但其实跟教育部门的合作是比较弱的。」

未来

对于在学校努力实践性教育的老师们，刘文利觉得特别值得鼓励。但这也是为何刘文利强调，在中国做性教育缺乏制度性保障。

据刘文利透露，她和团队编纂的教材现在仍在重新修订中。虽然修订都已经完成，但获批出版的前景仍然遥遥无期，因为还是被认为「敏感」。

但刘文利告诉「偶尔治愈」，她其实在 2015 年就已经开始研发初中性教育课程，接下来会启动高中性教育的课程研发。「不让出版，但没说不让我研发。」

网上反对性教育的声音让刘文利觉得可怖。「他们能量很大，会左右社会的舆论，让这些真正尊重科学、传播科学精神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出不来。」

作为老师，王山说：「如果能有明文规定——学校必须上性教育课程，然后有课程设计、老师培训等相关资源跟进，这的确是我们非常想看到的。」

王龙玺向「偶尔治愈」展示了一张最让他感到冲击的照片。那是你我伙伴支持的一场直播课，对象是一个在云南的学校。「在操场上是因为他们整个学校只有一块大屏幕。所以学校就把所有的学生都叫到操场上去听课。因为学校太过偏远，这是第一次有人给孩子们上性教育相关的课。」

你我伙伴在云南学校的性教育线上直播课

图源：受访者供图

「国家拐个弯，好多人就是一辈子。社会变化需要很长时间，但我觉得孩子等不起，所以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王龙玺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胡杰、王山、李曼均为化名）

撰文：梁振

监制：李晨

封面图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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